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亦楠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3期）

环渤海计划建设的核电机组已达18座

环渤海沿岸现有3个核电厂址（均是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前确定的），分别是辽宁省大连市的红沿河核电站和葫芦岛市的徐大堡核电站、河北省沧州市的海兴核电站。红沿河核电站位于渤海东岸、辽东半岛西侧，目前已有4座核电机组投入运行，2座核电机组正在建设中（预计2021年投运）；葫芦岛徐大堡和沧州海兴两个核电厂址分别位于渤海最内侧的西北岸和西岸，均计划建设6座核电机组，目前尚未开工。如果现有规划全部落实，环渤海地区将有18座核电机组投运。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电力过剩无法消纳，已投运的红沿河核电站的实际利用率一直低于设计水平，核电站的经济效益未达到预期。2017年红沿河4座机组的负荷因子分别只有78.6%、62.3%、60.6%、35.2%，最晚投运的4号机组连设计水平的一半都未达到。如果徐大堡和沧州两个厂址的12座核电机组再上马的话，电力过剩的局面或将进一步加剧。

渤海是近乎封闭、自净能力很差的内海

渤海三面环陆（被辽宁、河北、天津、山东环抱），仅在东部通过渤海海峡与黄海相通；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全海区50%以上水深不到20米，水体容积仅为1730立方公里。又“封闭”又浅的地理特征，使渤海东部的主要洋流难以进入，污染物很难扩散出去，导致渤海自净能力极差。有研究表明，仅仅依靠渤海海峡与黄海之间小量、缓慢的海水流动，加上渤海的自净能力，渤海海水要完全交换一次需要长达40～100年时间。

因此，环渤海沿岸与我国内陆地区极为相似，一旦发生核泄漏，放射性污染物只能长期积聚在渤海海域，而无法像福岛核电站那样将核污水源源不断地排向太平洋。尽管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体（水体容积是渤海的42万倍）、福岛核电站东侧就是很深的太平洋海沟，但远在太平洋另一岸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在福岛核事故一年后都检测到了放射性物质。试想，如果福岛核泄漏发生在渤海海域，放射性污染物浓度将大大提高，这是不可想象的核污染。

插图：《中国经济周刊》美编 刘屹钫

渤海一旦发生核泄漏，将是国家安全难以承受之重

目前全世界的核电技术，无论是二代还是三代，都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是否比二代技术更可靠、更安全，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待运行实践检验）。福岛核事故至今也无法控制核污水以每天几百吨的速度激增，核反应堆需要一刻不停地“注水冷却”，东京电力公司无奈坦承“处理核事故的核心工作至少要到2045年才可能完成，核电站退役则至少要等到2050年以后（还不算反应堆机房和核废料的安全处置），今后将是一场终点遥远的马拉松”“预计百年后仍然是一片废墟”。福岛核泄漏再次给人类社会敲响警钟：目前全世界在应对核事故后的污染控制上，还有太多的科技空白和无奈，所谓的“核电安全”还是建立在核电站本身“不出事”的基础上。尽管技术进步使核事故发生概率越来越小，然而一旦天灾、人祸导致核电站出了“万一”，最先进的核国家也没什么好办法。

“整个东日本险遭彻底毁灭”是不能忽视的前车之鉴。2012年11月日本出版纪实报告《福岛核事故真相》，披露了很多珍贵细节和教训，其中有个鲜为人知的惊人事实：如果当时没有那些在第一线具备高度技术水准和职业道德的工程师们以死相拼，今日福岛核泄漏的严重后果根本不会止步于此，而是：包括首都东京在内的整个东日本将进入“无法居住”的“毁灭状态”，至少要有5000万人避难，天皇也要因此搬家。因为，福岛核电站如果也像切尔诺贝利事故那样“大爆炸”，大量外泄的放射性物质在刮向东京方向的风力条件下，首都东京也将遭受毁灭性的核污染。

正是这一极端灾难性的后果，让那些福岛勇士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性命的珍贵而以死相拼（在漆黑一片环境下无数次闯进放射性污染地，手动打开反应堆通风闸门、铺设从海边到反应堆的消防水管，使反应堆得到冷却和减压），“整个东日本彻底毁灭”的危机才得以幸免。但这场惊魂之战让一直自信“核电站不会出事”的日本各界深受震动，时任首相菅直人感慨：“即使事故概率低到亿分之一，也不能讲核电是安全可靠的，因为核电事故一旦发生，后果是毁灭性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环渤海地区建设核电站，并不会因为“没有大海啸”、所选的堆型不是“沸水堆”，就不会发生福岛那样的重大核泄漏事故。因为，日本国会福岛核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2012年就已判定“福岛核事故并非天灾，明显是人祸”，目前也没有已得到实践验证的可靠技术可以确保压水堆就不会出现沸水堆的核污水难题。而渤海一旦发生核泄漏，放射性污染物将长期积聚，环渤海地区的生存环境会受到严重影响，对中国政治中心的安全和“雄安大计”“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将造成威胁，后果不堪设想。

环渤海沿岸是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世界级城市群”。环渤海沿岸经济发达且高度集中，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未来大国崛起，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是打造国际影响力的首选之地——北京是我国最大的国际性金融商贸中心，金融机构占全国半壁江山以上，是国家政治中心不可缺失的重要支撑。将京津冀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将首都打造成影响世界经济的节点城市之一，是既定的国家重大战略。

经济总量在全国举足轻重——2015年京、津、冀、鲁、辽的GDP占全国24%，天津、唐山、秦皇岛、沈阳、济南等13个环渤海城市的GDP占全国8%，钢铁、能源、化工等重要产业云集。

是我国南北海运的重要通道——渤海湾是京津冀地区唯一的“海上门户”，拥有年吞吐量30亿吨的港口群，承担着我国1/3的国际贸易、40%煤炭、40%铁矿石、30%石油等大宗货物的运输。

是我国海盐生产的最大基地——我国四大海盐产区中的三个都位于渤海沿岸，即长芦、辽东湾、莱州湾。其中长芦是中国最大盐场，产量高达全国的1/3。

是东北和关内联系的咽喉要道——“秦皇岛—葫芦岛”仅有50公里宽的狭窄辽西走廊，分布着公路、铁路、国道等10多条运输干线。

有较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整个渤海是一个巨大的含油构造，滨海的胜利油田、大港油田、辽河油田和海上油田连成一片，渤海相当于第二个大庆，是我国的重要能源生产基地。

是比内陆更甚的人口超密集区——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京津冀常住人口规模达1.04亿，人口密度高达1200人/平方公里左右，是全国平均值的4倍。

福岛核电站和日本东京的直线距离是250公里，而沧州海兴核电站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228公里、葫芦岛徐大堡核电站与秦皇岛的直线距离只有93公里。毗邻如此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和人口超密集区建设核电站，如何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应急响应指挥体系、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难题。

能源革命不应“舍易求难、舍安求险、舍廉求贵”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核电专家的诸多深刻反思中，有两点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一是“所谓核电站有多重保护系统，若发生什么事故就会自动停止、绝对安全，都是仅止于设计阶段的理论，施工、建厂才是大问题。不管核电设计有多完美，实际施工却无法做到与原设计一模一样”；二是“核反应堆的失控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核能源只要走错一步，就很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所以必须事先严格构建安全管理和事故对策机制”。

因此，与敏感的长江流域一样，环渤海地区核电站“安全性有保障”的结论绝不能建立在“核电站不会出事”或“出事概率很低”的乐观臆想之上，绝不能低估核事故处理的极端复杂性，更不能等出了事再说。一座核电站所拉动的数百亿投资效益与渤海遭遇放射性污染积聚的后果，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整个东日本险遭彻底毁灭”的教训亟须我们引以为鉴。为确保中国政治中心的安全，确保“雄安大计”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顺利实施，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环渤海地区尚未开工的徐大堡和沧州核电站不宜再启动。核电站数量越多，发生核事故的风险越高。即使只是中或小的核泄漏事件，也会因渤海的近乎“封闭”而引发灾难性后果，冲击国家的金融稳定、社会稳定。建议将“高放射性污染风险”列入环渤海地区重大投资项目的“负面清单”，将尚未开工建设的徐大堡和海兴核电站迁址到其他适宜的沿海地区。

第二，已投运和正在建设中的红沿河核电站务必做好安全监管。美国、苏联和日本3次重大核事故都是“人祸”，且都不是突然发生，而是之前已有各种“前期征兆”出现，即违规操作频频发生、瞒报迟报运行事件、安全监管流于形式。

大连红沿河核电站已有4座机组投运（2021年就将增至6座），亟须尽快考虑、严格构建红沿河核电站的安全管理和事故对策机制。

第三，用更优的能源解决方案支撑环渤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核电在国际学界的科学定位是“低碳能源”，而非“清洁能源”，因为核电站运行必然产生的核废料，是人类还没有能力处理、最棘手、无法逆转的环境污染（长寿命、高放射性核素只能等其衰变至无害水平，需要时间长达几万年至几十万年以上）。

徐大堡和沧州两个核电厂址都是福岛核事故前、我国电力供不应求情况下选择确定的，当前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环境、清洁可再生能源技术突破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早已今非昔比。无论是解决华北地区的雾霾污染、履行国际减排承诺，还是促进环渤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当前都已没有必要再去冒渤海核泄漏之巨大风险。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总体上电力严重供大于求，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现有电力装机每年白白扔掉的清洁电力（弃水、弃风、弃光）已高达1300亿度以上，至少相当于18座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的年发电量。将这些白白扔掉的清洁电力输送到华北地区，是比“环渤海建设核电站”更安全、更清洁、更便宜且更能全面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解决方案。

第四，谨防“大干核电站是发展核武器的需要”之类的言论误导国家决策。美国国防部2018年2月公开发布了《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通篇阐述的美国如何“维护现代化的核武器基础设施”“保持可靠有效的核威慑能力”，均与“核电站建设”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一直在努力摆脱核电站对国家安全所造成的潜在巨大威胁。原因正如日本资深核电专家小仓志郎在福岛核事故后指出的：“拥有核电，等于自己装了核弹，而按钮却在敌人手里。你想要防卫的敌人难道都是超级善心人士、故意不去攻击核电厂弱点？这道理普通人都懂。”

然而在我国，将“核电站建设与核材料生产”混为一谈、认为“大干核电站是满足核武器发展需要”的错误认识，却甚为流行。除了秦山三期是重水堆外，我国目前商运的核电站都是并不适合生产武器级核材料的轻水堆。为澄清这一重大问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研究员汪小琳特别撰写了报告《“核电站反应堆”与“武器级核材料生产”有关系吗？》，对商用轻水堆所生产的钚、氚为何不适合做武器级核材料，做了科学、专业的回答。此外，当前任何核电站都不能抵御中子弹（属于国际上并未禁止的“战术核武器”）的攻击，且核电站已经成为更隐蔽的网络攻击的重要目标，我国“大干核电站”不仅无助于核武器发展需要，反而会成为“可致命打击中国政治和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隐患。

欧美发达国家正因为已深刻认识到“核废料处理和核电站退役是天价负担”“核电有着远远超乎人们想象的无穷后患”而纷纷“减核、弃核”。在世界新一轮电力大转型背景下，我国推进“能源革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完全没有必要“舍易求难、舍安求险、舍廉求贵”，追赶发达国家即将抛弃的、后患无穷的能源道路。